前几天，一位朋友给我吐槽，说他跟朋友聊起三年前的疫情，被对方用一句“你为什么还在消费疫情”给扣上了文革式的高帽子。他很纳闷，甚至自己都陷入了自我怀疑——自己真的是在“消费”疫情？

为此，我特地去看了眼“中国哭墙”——李文亮的最后一条微博。所幸它至今还没有被删除，至今还有很多人在留言——那这群人算不算也是在“消费”疫情？

我很不喜欢电子媒体，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抹除甚至是篡改。比如现在分别在Google和百度搜索“我们是最后一代”，你会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页面——于是就有了一种新的检验标准：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媒体没有说这件事，而都是外媒在说——这算不算是境外势力也在“消费”疫情？

陈冠中的《盛世》，后来在中国大陆成了禁书。里面提到了刚才的思考——只有纸媒是无法被篡改的，所以故事的主角得知一切真相也是因为一页报纸，否则所有人都会忘记那一刻。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篡改媒体修改记忆。看过这本禁书的人，意识到，2009年出版的《盛世》被认为可以带来，有关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反思。这是2009年出版的小说——难道他也在提前“消费”疫情？

2022年整年，我都在坚持每日写作，也是三年疫情最几近疯狂的一年。在这些文章里难免会留下“消费痕迹”，要改变这些历史也很简单——抹杀掉这个博客很简单，但我的脑子谁能抹杀呢？

文字之于图片、影像的优势在于，它由想象力加工而成，疫情可以演变成任何存在，含沙射影的乐趣就在于你就算看到皇帝全裸着穿着新衣，也得配合对方的演出，但皇帝臃肥的身材、干瘪的生殖器都尽收眼底——谁都知道你在表达什么，但谁都不说明你想表达什么——这个时候你要证明别人在“消费”疫情，首先得证明自己为什么看懂了隐喻。

历史可以被篡改，但是意识还不能，至少《盛世》里那个简单的在自来水里投毒的模式，是他们最想做的也是最高效的封口方式，但他们做不到，那为什么我们不留住这些记忆，因为我们每个人才是真相的载体。

“如果诱导能做到这样就太厉害了，不可能的。是集体先忘掉了，政府才顺水推舟。”——陈冠中。

昨天有朋友在朋友圈晒她恋爱三周年的照片，我突然有种莫名其妙地担心，会不会有人举报他们，在这敏感的日子为什么要庆祝自己的周年？但转念一想，好像也没有人知道过去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就算知道也缄口不提。

中国有太多“二号病”的存在——即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也知道是何原因，但没人可以提、就算知道也要装作无知，所以大家都墨守陈规着一个自我阉割的规则。小到个人在网络平台用字母替代敏感词，大到公共媒体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点疯狂避讳。

上个月在日本，几乎没有发过朋友圈、也没有记录任何的文章，回溯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找到了几个最为关键的中心思想——避免麻烦。日本排放核污水（就连这个词也必须要精准到是核污水才行），以至于在中国本土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爱国教育，在这个当口去日本，也算是一种“二号病”。当然了，在十一黄金周错峰回国之前，已经有大批的“二号病人”前往了日本。据说十一黄金周北京到东京、上海到大阪的机票已经完全售罄。

年年如此，何况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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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做了一场“TA竟然说”，因为有两个生活在上海、经历了去年4至6月的成员，所以一些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上海人、以及生活在上海的人都拒绝谈论起那段事情。

和“二号病”一样，他们知道是什么，但似乎并不想与他人深入探讨下去。起初，我们都以为这是关乎尊严的问题，以契约文明作为城市底层的上海，在那个时期回到了完全原始和丛林的规则之中，契约精神荡然无存。而这一层看似坚固的“契约”在那一刻被彻底击碎，所以他们“拒绝”谈论这件事。

显然不是，这是“二号病”，就算他们无视病症，但他们已经躺在了病床上，被所有人看在眼里——就像是一个在病房里跟其他病友吹牛装逼说自己认识某某官员的病人，人们对他最基本的理解他是个“病人”。

这两个被提问的新上海人觉得“没必要”，而这个“没必要”就是一个黑箱的存在，因为人们很难再追问没必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所以我换了一个问题，如果你可以以你的视角记录下这段历史，它是否会成为未来反观历史的依据——答案还是“没必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记忆太弱，而且也一定会被篡改。

就像因为贵州大巴在转运“密切接触者”过程中发生事故而丧生的27个人一样，在今年的“一周年”，也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他们不重要吗？相比于历史的长河，他们真的犹如“涅槃寂静”吧！

因为微小所以不用记住——因为这是一个城市的集体PTSD的，所以我作为个体也不用记住……

年年如此，何况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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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之前，跟一个人争论过疫情政策。当时我们也提出了质疑，贵州大巴丧生的27个人和上海封控期间离世的“非新冠病人”，之于政策是一种不值、还是值得——显然，这个题目有些偷换概念，因为人命和政策之间并没有一个等价交换的公式。但很可惜，这个人认为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政策保护了更多的人。

他认为，在后期的放开，是因为政策做好了充足的缓冲准备，所以不至于死更多的人。当然，这个中间也有非常多的“二号病”，比如作为权利眼的北京也全城买不到药，且药品在政策放开之前竟然已经成为了囤积居奇的资源。

最终，讨论都会汇向一个“黑箱”——反正现在政策就是这样，它这样制定一定有它的原因，难道我们还能倒回去改变它吗？

那未来呢？难道不应该以此刻为镜？很可惜，那些自认为自己并不重要的人越多，这面镜子就越破碎，当然也照不出任何的未来。

年年如此，何况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