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了好几个地方来不及创作。途经上海时，刚好遇到了台风贝碧嘉的登陆过境。在酒店的全景落地窗算是目睹了整个台风的经过，通过最直观的感受具象地感觉到了台风的威力。整栋楼都在摇晃，钢筋水泥的承重柱甚至还发出了像是海盗船桅杆的吱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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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登陆前，整个上海就进入到了全面风险预警状态，过境前当晚不仅演唱会延期、暂停了所有外卖平台、还封锁了道路，整个街道进入到死寂状态。很有趣的是，在风险预警状态之前，上海各大超市、便利店的一些食品物资被抢购一空。这一切的景象，太像几年前的那一次被很多人淡忘的“疫情封控”，整个上海进入到了停滞的三个月。

事后，我称那一次的上海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极限测试”——如果上海作为中国现代都市通过了极限测试，那这一套系统或许可以推广到全国的任何一个大小城市的疫情封控。权力游戏替代契约精神，测试人们在一次封控规则里的承受上限。三个月，当上海再次解封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愿提起这段经历。那个时候，朋友莫莫无法理解——为什么上海人像是通通失忆一般，而他像是唯一记得那段荒谬经历的人，还因此获得了必须通过服药控制的PTSD的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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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更大的、甚至更无人道的极限测试，发生在纳粹时期的德国。纳粹利用集中营对人类进行了各种维度的极限测试，从耐寒耐热、到饥饿极限、甚至是人体改造等等。人类作为动物的极限，在这种残忍的医疗实验下得出了各项数据——也正是因为这些数据，后世才得以系统性地认知人类的生物极限，它甚至是医学数据的重要来源。为了避免这些实验的再次发生，二战后，因此而诞生的纽伦堡守则，则通过道德的方式约束了所有人体实验。

但这些数据就此浪费了吗？显然没有——人们必须承认，这些数据作为人体生物极限，确确实实对后世的医疗提供了重要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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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社会，我之所以把上海的封控称之为“社会极限测试”，其本质和纳粹集中营对人体实验的逻辑极其相似。

它们都是在极限环境下对“人”进行实验，而前者是“人性实验”后者是“人体实验”；

其次，集中营首先以“控制与压制”作为基础，封控的内在逻辑也是控制与压制，通过监视行动轨迹甚至是“如果你们不听话我就停发物资”的方式，迫使人们遵守某种规则；

另外，封控和集中营，虽然本质不同，但都是由“个体”构成的“群体性规则”，个体承受的压力，特别是心理压力，都是一种极限状态。无法通过极限测试的人，会因为崩溃出现心理疾病、报复性行为、违背社会身份的荒谬行为（卡地亚零售总监为约炮在封控期间翻墙而出）、甚至是自杀。

同时，社会性极限测试和纳粹集中营人体实验，都对“后世”带来了普遍性影响和思考——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很多经历上海疫情封控的人，在解封之后都不愿提起这件事的原因。不是他们选择性失忆，而是我们意识到，这场实验的结果并不会带来一份“纽伦堡守则”的签署——以规范这样的社会性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所以这种群体性的不信任导致的，是他们会退缩到一个极限以内的标准之中，以最坏的打算思考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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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这个思考，正是因为我再一次看到了上海在面对台风防控的情况下，抢空物资，整个城市通过急剧收缩的方式做到了全民调度，结果当然是成功地规避了台风过境的风险，但又从细微之中看到了人们对当年那“三个月”的恐惧——因为没有一个规则来限制这种“封控”会不会无限的2+2+2+2+2……

当然，很多人习惯性地用“结果是好的”来覆盖行为的程序不正义，比如他们会不停强调如果没有封控就会死更多人，来证明封控行为是“正确的”。但我在这里并没有讨论任何关于对与错，封控的程序不正义和结果的假设性之间看上去存在因果关系，但因为时间的单向性，我们都无法通过“如果”去证明另一个结果的对与错。

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可能讨论“如果上海不封控三个月会不会更好”，而“社会极限测试”的提出，是因为这一次台风预警的城市反应和居民配合度，让我再度确认这件事的可行性——或许当时的封控真的只是走投无路的最终方案，并没有人在主观上有意识地进行极限测试。但事件发生之后，这种极限被他们、以及我们找到了，才有了后面更好“操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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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在过境时，会突然出现一阵天穹变亮、风速骤减、雨势突然变弱的区间——因为此刻你正处于台风眼中心。这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结束，而是意味着更加危险的风暴即将接近。因为在台风眼的周围，是风速最快的区域，如果我们可以永远呆在风暴眼之中，或许就不用面对狂风骤雨。于是，这些云墙成了我们最好的参照物，只要踏进一步，就意味着会被风暴撕碎扯裂。

在这些极限的边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自我监视的方法，避免自己踏出风暴眼，那是否意味着我就可以安全度过台风？于是，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树立起这样一座“中央瞭望塔”，或许是对规则的不信任，因为它不可能受“纽伦堡守则”约束；亦或许是对风暴眼以外的世界充满了恐惧，迫切希望自己能永远呆在其中。

一旦形成这个“中央瞭望塔”，我们便成为了圆形监狱的成员之一，通过自我监视的方式，避免被人检举——在简体中文的世界里，这个圆形监狱或许早就形成了。

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中央瞭望塔上面其实一个人都没有，我们还会踏出监狱半步吗？

昨天有朋友在朋友圈晒她恋爱三周年的照片，我突然有种莫名其妙地担心，会不会有人举报他们，在这敏感的日子为什么要庆祝自己的周年？但转念一想，好像也没有人知道过去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就算知道也缄口不提。

中国有太多“二号病”的存在——即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也知道是何原因，但没人可以提、就算知道也要装作无知，所以大家都墨守陈规着一个自我阉割的规则。小到个人在网络平台用字母替代敏感词，大到公共媒体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点疯狂避讳。

上个月在日本，几乎没有发过朋友圈、也没有记录任何的文章，回溯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找到了几个最为关键的中心思想——避免麻烦。日本排放核污水（就连这个词也必须要精准到是核污水才行），以至于在中国本土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爱国教育，在这个当口去日本，也算是一种“二号病”。当然了，在十一黄金周错峰回国之前，已经有大批的“二号病人”前往了日本。据说十一黄金周北京到东京、上海到大阪的机票已经完全售罄。

年年如此，何况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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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做了一场“TA竟然说”，因为有两个生活在上海、经历了去年4至6月的成员，所以一些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上海人、以及生活在上海的人都拒绝谈论起那段事情。

和“二号病”一样，他们知道是什么，但似乎并不想与他人深入探讨下去。起初，我们都以为这是关乎尊严的问题，以契约文明作为城市底层的上海，在那个时期回到了完全原始和丛林的规则之中，契约精神荡然无存。而这一层看似坚固的“契约”在那一刻被彻底击碎，所以他们“拒绝”谈论这件事。

显然不是，这是“二号病”，就算他们无视病症，但他们已经躺在了病床上，被所有人看在眼里——就像是一个在病房里跟其他病友吹牛装逼说自己认识某某官员的病人，人们对他最基本的理解他是个“病人”。

这两个被提问的新上海人觉得“没必要”，而这个“没必要”就是一个黑箱的存在，因为人们很难再追问没必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所以我换了一个问题，如果你可以以你的视角记录下这段历史，它是否会成为未来反观历史的依据——答案还是“没必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记忆太弱，而且也一定会被篡改。

就像因为贵州大巴在转运“密切接触者”过程中发生事故而丧生的27个人一样，在今年的“一周年”，也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他们不重要吗？相比于历史的长河，他们真的犹如“涅槃寂静”吧！

因为微小所以不用记住——因为这是一个城市的集体PTSD的，所以我作为个体也不用记住……

年年如此，何况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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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之前，跟一个人争论过疫情政策。当时我们也提出了质疑，贵州大巴丧生的27个人和上海封控期间离世的“非新冠病人”，之于政策是一种不值、还是值得——显然，这个题目有些偷换概念，因为人命和政策之间并没有一个等价交换的公式。但很可惜，这个人认为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政策保护了更多的人。

他认为，在后期的放开，是因为政策做好了充足的缓冲准备，所以不至于死更多的人。当然，这个中间也有非常多的“二号病”，比如作为权利眼的北京也全城买不到药，且药品在政策放开之前竟然已经成为了囤积居奇的资源。

最终，讨论都会汇向一个“黑箱”——反正现在政策就是这样，它这样制定一定有它的原因，难道我们还能倒回去改变它吗？

那未来呢？难道不应该以此刻为镜？很可惜，那些自认为自己并不重要的人越多，这面镜子就越破碎，当然也照不出任何的未来。

年年如此，何况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