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索斯是一个美男子，被复仇女神涅墨西斯设计，在一个水塘边看见自己俊美的外表，从此就在水边欣赏自己的容貌直到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株水仙花。

这中间省略了很多故事，比如全希腊的女性都为纳西索斯的容貌所倾倒，山林仙女厄科被拒绝后，悲痛欲绝而死变成了回音女神。也就是说，促成纳西索斯成为“妇女之敌”是有一个最为核心的原因——他有一副自命不凡的俊美面孔且确实拥有一副俊美面孔。

那如果确实没有“俊美面孔”的人，同时又自命不凡——这就是所谓的自命不凡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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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自命不凡”的权利吗？当然，人们更倾向于寻找、解释和记住那些支持自己已有观点、信念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确认偏差”。所以当有人被评价“特别”，甚至这个评价的角色还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差别的，这种“特别感”就会更具价值。

群体追求的是广度，广度越宽，认同感越全面，群体感越明显；而个人追求的是深度，深度越深，认同感越“特别”，从而追求个体间的有效社交。

——《匿名评论的游戏规则》

但是很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实际得到过来自于他人、特别是那些“特殊个体”的对“特别”的肯定。于是，人们要开始追寻另一种更为抽象的“特别感”。抽象即没有标准，你认同的特别在他人看来可能毫无意义。为了让双方都可以同频某种意义上的“特别”，于是人们找到了折中的游戏规则——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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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八字、血型、九型人格、MBTI人格……大部分的玄学因为采用的“归纳法”而非“演绎法”，所以其结果都是“可能”，当可能命中时，人们就会觉得“准”。但是别忘了，那些觉得不准的，或是根本不感兴趣没看过的样本全部未被统计。也就是说，归纳法的玄学利用的是“幸存者偏差”的游戏，让它的准确度得到了“样本保证”。

当然，我并不是对玄学不敬，我本身也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只是我们把顺序搞错了——科学-心理-哲学-宗教，玄学如果属于宗教层级的东西，一开始就用来下定义，不仅没办法针对“个体”溯源真相，甚至连找真相的理由都被拒绝了——他金牛座嘛，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没有这些标签，则需要通过另一些实际存在的事件来支撑自命不凡的气质，否则要开始拆解“气质”这件事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解构是一个极其残忍、冷血、中肯、不提供情绪价值、带着批判性思维的行为，任何一言一行都可以作为依据，来找寻一个最底层的真实想法。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们总是受困于“沉没成本”，不愿意放弃已经投入的人事物，并不是不舍得，或许我们再深入一点，就可以揪出那个让人羞耻的原因——你只是不愿意承认失败罢了。

相反，这些标签又是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刻板印象”，且它看上去更容易引导到“特别”这个点上。比如我的人格是INFJ，只占世界的1～3%呢！怎么样够特别了吧？那你算一算100÷16等于多少，是不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每个人格都成了世界百分比的个位数了？但是我们换一个思路，如果这个标准并不是统一的呢？比如有人觉得白羊座冲动易怒、金牛座非常固执、双子座半灌水响叮当、巨蟹座妈宝、狮子座自以为是、处女座挑剔龟毛、天秤座纠结拧巴、天蝎座锱铢必较、射手座毫无真心、摩羯座死板无聊、水瓶座上帝视角、双鱼座又蠢又渣……好吧，每个星座只要你有标准，都可以说出一个最令人讨厌的标签，然后成为一种拒绝他人解释的“刻板印象”，那这种“特别感”就会从根本上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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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别人聊天时总是把星座挂在嘴边（当然，我也会用这种方式去钓鱼执法），当他们提出对某个星座刻板偏见的时候，我就会立马举出一个与之相反的例子，归纳法就此失效，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人物本身，把问题找到，而不是用一句——“我主管是个处女座，我根本受不了他”给一笔带过。

其实，每个人都是“特别”的，特别是当他们在听到另一人讲述关于他的“特别”的故事时，潜意识的竞争心态就会被激活，按照顺序发言就可以让人们坦诚“更特别”的故事。与此同时，人类的记忆因为具有杜撰的特点，所以事件、感受和认知，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有虚假的成分，另外两个环节都没办法“符合逻辑”——因此，这个时候又需要更多的“符号”来掩盖任何一个环节的虚假。

玄学、神秘学、甚至是宗教，符号更像是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光代表希望、黑暗代表恐惧……人们在集体潜意识达成的同频会更容易且更抽象——当下这些东西足够多时，就可以多到像是纳西索斯看见水中的倒影一般——我好特别啊，我不用羡慕别人的经历，因为我根本看不上那些事情……

callback一下《死亡.exe》，人们在谈及死亡时，无论是朋友、至亲的离世，还是自己的濒死体验，死亡很难通过冰冷的逻辑解释清楚。因为死，就是仪器的报警声、救治方案的陆续失效、意识的丧失甚至进入谵妄、大小便失禁……因为无法完全通过理性解释死亡，所以情感部分就变得尤为“真实”。“死亡”和“死亡话题”都是极其特别的，特别是当自己还有濒死体验获得某种认知重构时，记忆会通过加强“死亡”的方式让它变得更加浪漫和抽象，从而凸显出更为强烈的“特别感”。直到这种经历被完全渲染成了对比度过高、流光溢彩、跟那些AI几秒钟创作出来的作品几乎一样的状态时，这种“特别感”又会完全丧失。

如果可以，我觉得用“恐怖谷效应”来类比这种“特别感”很合适。只有在最接近真实、理性的边界处，它的特别感才是最强烈的，直到过犹不及不再真实——虽然故事还是真实的，但是记忆已经加工得过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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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当一个标签被反复提及、重复加工后，它给人的“特别感”就会渐渐丧失。除非，我真的拥有他人未曾有过的体验、经历。否则标签带来的自命不凡更像是一种症候群，跟这个信息时代一样，被各种标签贴满。当我们再一层一层撕掉时，里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又或者当标签被撕掉时——一些血肉也跟着被黏了下来，直到被撕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自命不凡”。

“我好特别”是需要证据的结论，而不是解释一切的前提。

这两天收集了好几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事实上都是来自于他人的经历，只是我没有亲身经历，无论是它内在的情感还是后坐力，都是没办法完全复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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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特别的人，这样就意味着他在人生的某一个看似相似的经历点上走向了另一个分支。“人”都是类似的，但分支越多，就变成了平行世界的“个体”，各自都无法被完全复制，彼此是对方的参照也是解药。准确来讲，我更喜欢“个体属性”更强烈的人，而那些从未自省过“我为何如此”的人，更像是社会学里的“样本”。

我之前很难向人解释“我为什么会坚持写作”，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觉得“生活没有必要分出这么多时间为一个不会带来收益的事情”。事实上，我曾经坚持写作是一种消极式的对抗死亡焦虑，而如今这个博客，从2021年注册以来，共计616篇文章，也算是一种对抗死亡焦虑的形式，不过它更积极——是我主动选择想要记录下什么。很可惜的是，凡涉及死亡的，大部分人会选择“逃走”，就像是不面对就不用经历一样。

工作室有一个项目，叫做“死亡体验”，人们先在十到十二个陌生人构成的临时社会里，经历“社会性死亡”，再会被送进全黑无声的小黑屋，经历“感官性死亡”。每一次招募时，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把死亡当成“剧本杀”的，有想把朋友介绍来送死的，有真正想要寻死的，甚至还有玩窒息性SM的人觉得我们是在承接SM性服务的……真正想要讨论“死亡”的并不多，问题还是在于“生活没有必要分出这么多精力为一个只要我们不面对就可以不用经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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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关于死亡的故事，具象化成exe后缀的安装包。人们在双击它之后，就会进入到复杂的安装程序，记忆、情绪、不同阶段的人生感悟、甚至是身同感受的痛觉，都会在那一刻被批量安装，然后在磁盘上面读取写入，就算取消安装，磁盘的读写也已经留下记录。它占据了记忆里的一些空间，那些已经安装的内容，会随着时间一点点折叠重新整合，压缩回最初的exe，等着下一次被打开，或是永远永远不要再被唤醒——但是它就在那里。

死亡.exe并不是直接带来死亡焦虑的元凶，但是当它被安装之后，人们努力通过卸载的方式逃避它的存在，以至于留下了那些来不及清理的残留文件，当这些文件被不断堆叠积压之后，就会成为“死亡焦虑”。任何一个生命、关系、经历都是向死而生的结果，得知它一定会“死”就会出现一个坐标——左边的极端是“我不想谈论死亡，因为它很晦气”，右边的极端是“我有很多关于死亡的故事，我通过分享我痛苦的故事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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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死亡是最接近原始图腾的事情，因为这是自人类进化、社会进程以来，都无法通过某种手段进行规避的事情（当然，人们却可以通过杀戮、战争、甚至是自己的情绪制造死亡）。所以当包含死亡议题的经历，都会有许多充满仪式、符号、玄幻或是很难用科学解释清楚的机缘巧合，就像是山洞石壁上的图腾抽象却具体。但死亡又是很难用理性解释清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用大量的感性去解释死亡，就会出现巧妙的“记忆偏差”。

跟一个朋友聊起他的母亲，母亲在自杀之前，给他吩咐了家里的银行卡密码、债务等事，朋友察觉母亲的异样，不敢离开她半步。后来，母亲出门给大姨打电话的空档，他想跟着出去，却被一只疯狗咬了腿。母亲想借机支开自己的儿子，让他去镇上打狂犬疫苗。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朋友骑车离开家，他说他那一次看到母亲站在宅子门口目送着自己远去，久久地不肯回屋。处理完狂犬病疫苗的时候，他还在镇上买了母亲最喜欢吃的姜丝饼干，再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喝了白酒加敌敌畏混合物不辞而别。

不过，这个故事有很多被“折叠”的部分，需要再一次深入讨论，才能找到最原始的故事——这就是后话了，会在《记忆.reg》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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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发现，当我们再次回忆起关于死亡的故事时，它会变得像是童话一样的“意向化”，充满无法解释的巧合。死亡很难有“绝对理性”的一面，你看着一个人死前大小便失禁打嗝放屁，它是很理性的画面，但如果这个画面是在发生在至亲身上，它不可能还能保持“理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死亡的认知是感性的，就算有再多的“意向化”也会依附于某种真实情感，否则我们只能拿更多的“机缘巧合”来合理化死亡。无论如何，但这就是死亡——这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无法理解（甚至逃避）的课题，但是死后又无法再向人解释的真相——而符号，是我们从远古自今最直接的也是最普遍的“集体无意识”。

但是，人类的记忆是可以被主观篡改的，其目的无非有二，一是通过记忆降低自己对结果的负罪感，第二种确实通过提高负罪感的方式让自己产生“痛觉”，以证明自己活着的存在感。朋友说起他的母亲，落脚点的确是在“如果我不去打针就好了”。这看上去是两个死亡事件的对冲，自己病发或是母亲自杀，如果关于母亲自杀的真相是在最后才发现，那势必需要另一个与之抗衡的“不可抗力”才得以存在。所以他将责任承担在了自己身上，整合成了这个关于死亡的exe，再为我释放安装的时候，我意识到这种“痛觉”给他带来的强烈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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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会安慰对方“这不是你的错”，因为它起不到任何作用，我希望他能保留这份“负罪感”，因为只有这样的痛感，才会时时刻刻提醒他还活着，以及他对母亲的情感——他说过一句话，“如果死后是妈妈来接，死亡也没那么可怕了。”这不是痛觉，而是死亡被卸载之后，留在心房上最柔软区域的“残留文件”。

理性很难“享受”死亡，因为死亡需要足够多的合理性才能“闭环”，这会显得非常冷血；但是感性不同，它可以通过“死亡”汲取到一切可以被汲取的养分，讨论起死亡经历时获得他人同情、关注、身同感受的快感，或是伤口再次被撕开时的痛楚。它想要讨论的不是死亡，而是“我还活着”。

很残忍不是吗？差别就是你将死亡.exe安装在了“理性磁盘”还是“感性磁盘”。

世界是一场巨大的捉迷藏，我们彼此寻找又彼此躲藏。

这是写在封底的另一句话，出于什么目的要把这句话留在这里，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它不隶属于任何一部我看过的痛经小说，但显然又是模仿了痛经文学的文笔，写了这句话。

上次提到，有一封被撕得稀碎的书信，藏在记事本两页粘黏起来的空间里。现在，我找到了它，就需要揭开它的秘密——否则我早就把这些东西扔进垃圾桶，之所以还留在这里，就是等着有一天希望被人发现。

由于撕得太碎，加之受潮，很多字迹已经看不清楚。但是从只言片语里，看得出这是一封“情书”。但并没有刻骨铭心地表白，仅仅是在陈述彼此相识的过程。但奇怪的是，这些碎纸里，还有另一封不像“情书”的内容，它在纸片的背后——或许这是一封“情书”背后的“诀别书”。

明显，情书背后的内容更吸引我，我试着恢复了某些区块，最终确认这是一页“检讨书”。在“情书”的背后竟然是“检讨书”，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遐想。回忆一番，才想起它为何被留下来——

我在上课的时候写“情书”，被班主任抓住之后，她让我在“情书”的背后直接写下“检讨书”，然后回家要求家长签字。写检讨书并不是难事，我甚至还总结了写检讨书的教程。难就难在如何让家长签字——显然，这份“情书”没有被父母看见，而是我直接撕毁了它，第二天告诉班主任家长看了，但是气急败坏地把它撕烂了。

只要我演得足够委屈，这份“情书”的破碎就覆盖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上面。最后班主任不再追究这件事，留下一句老生常谈的“现在以学业为重”。

之所以我还留着这些碎片，是考虑到如果真的在一次家长会上，班主任和我的父母核对信息后，发现我还在撒谎的话，我就可以说——是因为我知道错了，而且我觉得很羞耻，所以我自己撕掉了，我觉得现在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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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件事，我以前还问过家里的长辈，家里有祖辈经历过文革吗？被打倒的也好，或者是抱着本毛主席语录去抄别人家的也行。这种把黑说成白的能力，若不是有文革基因，很难从小就深耕在我的思维里。很可惜，祖辈是被夺走房子的地主，所以不存在把别人推上火刑架的历史。

到头来，情书也好、检讨书也罢，它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只是计划的一环，目的是为了完全逃过学生时代的责罚。得以预见，我并不善良。

如果人性也跟硬币一样，只有正反两面，那这是变得可控还是不可控？

这句话在第二个记事本，也是刚进入社会前两年会用的记事本。

我确实不是个善良的人。曾经在观光游艇上，小女孩想坐我的位置，努力地通过吵闹暗示我的位置能看到更好的风景，最后还发动她的奶奶请我换座。我只会冷冷地回应一句“不可以”，以至于奶奶和小女孩在后半程再也没闹过。

同行的，还有一个男性朋友，我问他会如何处理这件事，他说会安抚小女孩，告诉她这个位子的前面就是出口，很不安全。我的不善良不是因为不顺应小孩子的请求，而是我就是想看到当她惯用的“手段”，在我这个成年人这里突然失效的那一刻，她会重新思考自己。我相信她用这套撒娇、胡闹、命名奶奶的手段得到过太多东西了，但今天在我这里就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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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对这件事情非常认真地剖析过自己， 我之所以没有“人性”，并不是因为“可爱侵犯”，即因为看见可爱的事物而引发的表面上的攻击行为。我并不觉得小女孩可爱，可以说是厌恶她的行为。在硬币的两面，如果只有善与恶，那么恶就可以恶到极致——我只是单纯地厌恶这个小女孩的“手段”，那种强烈的女性特质。同样讨厌女性特质的妻子，在这件事里，也对小女孩充满了嫌弃和厌恶，并没有觉得我做得不对。

如果善恶之间并没有中间值，就跟那封情书背后的检讨书一样，最直接地压制，带来的一定是与之相反的反弹；那如果有中间值呢？小女孩再一次因为她的“手段”得逞，那对她来说这是一种善还是恶？

我撕了情书和检讨书，并不是因为羞愧，而是我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欺瞒的准备，甚至还利用班主任的同情心，逃避自己的责任。

如果人性只有善与恶，或许就跟抛硬币一样，它变得更简单了，积极地表达对他人的不喜爱、不接受小孩子的道德绑架、不理睬他人的评价，看上去事情变得轻松很多，但随之而来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许更多——但是，这枚硬币早就在我们内心了，当你动用了善的时候，恶也由此而生。

极致的善，即终极的恶。

这是昨天在外面吃饭时，听到一桌中年人谈及的话题——疾病是因为「免费体检」造成的，因为如果没有「免费体检」，人们就不会这么「勤快」的体检，自然就不会发现疾病。

这种逻辑谬误在现实其实非常常见，但至少这是一个现实最明确的「抓手」，可以让人最直接地抓到一个「罪人」来替罪另一个似乎无法治罪的「凶手」。

把责任推卸给另一个不能开口的罪人，在医院最容易见到。以前陪妈妈去医院检查，总是能看到那些闷闷不乐的老人，在埋怨自己的孩子——「要不是你带我来体检，我怎么可能查处疾病来。」

首先，这句话里有两个罪人，一个可以开口说话，因为孩子会说这是为了父母好；另一个完全无法开口说话，是一张老人仍然还会狡辩结果有误的白纸黑字。至于要责怪谁，得看这些生病的人，最远能想到谁——客观世界有太多可以被责怪为罪人的存在。

按照决定论，环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决定论指标——即环境对人性的产生和改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个长期生活在急躁、混乱无序环境里的人，也会被造就急躁的性格——他们一刻也闲不下来，总觉得这个世界离开了他们就再也无法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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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有两个也是从这样的环境里脱离出来的员工，直到昨天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俩的「症结」到底在哪儿。结果他们因为另一个同事「扬言」自己周末需要用来休息，不会负责工作微信朋友圈发布工作时，这两个同时出现了「程序错误」。其中一个同事抱怨：难道在公司利益面前，员工不应该牺牲个人精力吗？

这句话和「想要不生病就不要去体检」有一样的逻辑，前者把生病当成了体检的必然结果，而这两个同事把自己当成了工作的工具，才觉得放弃个人精力是必然结果。

工作环境「决定」了一些人的工具属性，以至于他们不认为自己在工作领域应该保留着人的属性。所以，他们会努力想要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明显。为了不让工作打扰自己的生活，他们就越是只能牺牲更多的生活时间来对工作尽善尽美，妄图向让自己可以获得一个完全脱离工作的生活——但是他们真的脱离得了吗？

当然不可能，因为他们离开了工作，生活就失去了圆心，向心力的工作目标突然变成了离心力的生活，让他们失去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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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如果你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一小时，对方回答：「我想要休息」。随后我升级了这个问题，这个消失是一种全然的消失，即你完全失去了现在所有的属性、形态和社会关联，只保留着你的意识，而且你永远不能休息。他想了很久，回答：「到处飘。」

「没有目的地吗？」

「嗯，没有，到处。」

而这个问题还留了一个更残忍的结论——当你变成了一个旁观者，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失去了你，照样运作着。

不是吗？